读书会汇报

汇报人：2022级民族法学研究生张溶桓

第一部分 专题文献梳理

一、斯大林民族定义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线索导向

（一）传入之初

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传到了中国。1929年出版的李达的《民族问题》一书，就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913年斯大林提出的著名的民族定义：所谓的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是因共同的语言，共同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的心理而结合的人们的共同体。

（二）绝对权威

建国之初，我们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权威，而斯大林在当时又是活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基于政治选择的立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被奉为绝对权威也就具有其必然性。即使60年代早期部分学者开展关于“民族”译法的讨论，这是一种摆脱斯大林定义的尝试，但这也只是曲线迂回而想出的巧妙办法，从另一角度来看围绕“民族”译法的讨论更宣告着斯大林定义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在五六十年代以至于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自身话语体系的缺位）。

（三）地位动摇

80年代的中国民族学学者已经开始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基础上进行加减法了，无论是局部修正还是批判都具有其两面性，如文献56中杨堃先生在《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几点意见》中直接指出：“这个概念（指斯大林民族概念）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或是熊锡元、李振锡、吴金等人对斯大林定义的部分修正，这无疑都是学术思想解放的表现，但却又显现出这个时期学术的局限性即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束缚，跳脱出斯大林定义的思维方式。不过，斯大林定义在中国民族学的神圣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四）威严不再

步入90年代学术思想进一步解放，斯大林定义的垄断地位逐步瓦解。“族群”概念的介入（乌小花《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等）、民族的重新定义（如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辩正》、《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辩正》；纳日碧力戈说，民族是在特定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基础，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系统特征的人们共同体。五年之后，他又把民族定义为：民族是在家族符号结构和家族符号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超族群政冶——文化体）、开始追溯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的背景把批判提升至了历史认识论的层面……我们固然承认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贡献，却不再奉斯大林民族定义为神谕。以上种种无一不是我们为抛弃固有思维模式、创造新的认识方向所做出的的努力，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依旧不断地在开拓学术研究的视野，为学术解放做努力。（思维模式的解放）。

二、中国民族学关于民族概念研究的演化——时间导向

（一）1949年前

1.梁启超与民族概念

梁启超是我国最早讨论民族概念的人之一，也是首位从学术上定义“民族”的中国人。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一词：“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这一现代概念的产生，是古代中国族类观念与西方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理论相碰撞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转型与重塑过程的反映。

梁启超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介绍瑞士一德国法学家、政洽理论家伯论知理（即布伦奇理）的民族概念，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页）。

2.孙中山的民族概念

孙中山的民族定义为：“我们研究许多不相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他进一步阐释说：“造成这种种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说是自然力，分析起来便很复杂。当中最大的力是‘血统’……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次大的力是‘生活’。谋生的方法不同，所结成的民族也不同”。“第三大的力是‘语言’……如果人民的血统相同，语言也同，那么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第四个力是‘宗教’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伽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第五个力是‘风俗习惯’。如果人类中有一种特别相同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也可自行结合成一个民族。”（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7-188页。）而后，鉴于辛亥革命后外蒙古、西藏出现分裂趋向，他在1912年转而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当时的中国，“民族”一词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

20世纪的头20年里，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的民族定义都强调了血统、血缘的因素强调了民族差别中的客观因素，这是在当时中国内外忧患环境下培养民族独立意识的必要，是唤醒民族自强心的一种尝试，将西方的民族引入至国人的视野之中，但是其科学性是有待分析的。

3.1939年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

在抗日战争态势日趋严峻之际，顾颉刚1939年在《益世报》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该文开篇明义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在文章中向全体国人呼吁的讨论议题，就是在中国应当如何认识和使用“民族”这个重要概念。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文章的结尾，顾颉刚大声疾呼：“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他坚持要厘清“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学术探讨，在当时还具有非常强烈和紧迫的政治意义。

文章发表后，随即在国内学术界引发激烈讨论，众多学者如费孝通、白寿彝、翦伯赞、杨成志等均参与其中。民国时期所发生的这次争议，即是我国学者对汉语词汇“民族”这个重要概念应当如何解读和使用的第一次大讨论，其相关文献也是今天梳理中国“民族”概念史的重要素材。

（二）1949-1978年

《新建设》上开展的关于民族定义的讨论也正是我国刚建国初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新的建设的缩影，而50年代的民族定义的研究，最广泛的讨论是围绕着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文章进行展开的，在《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一书中第二章中有着详细的梳理，此处不再重复，以下重点介绍两个方面即五十年代民族识别（斯大林定义与实践的冲突）与60年代国内“民族”译名的讨论。

1.理论与实践的第一次碰撞——民族识别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则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第一次碰撞。这次民族工作正是在斯大林“民族”定义和相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其中有许多苏联学者也参与到我国民族识别的实质工作之中。国家先后在行政建制上设立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旗），占我国陆地面积的64%。

然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实践中却无可避免地遇到了矛盾。

1956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林耀华合写的《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如何摆脱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干扰问题，这实际上是从理论层面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某种程度的否定，二者观点符合民族识别问题的具体实际，因此很快获得广泛支持。1957年3月25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了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上做总结发言时，明确否定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普遍性意义，指出斯大林所讲的民族仅仅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不适宜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他说：“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那个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不能用它解释前资本主义时代各个社会阶段中发生的有关的复杂问题”。

2.60年代国内有关“民族”译名的讨论

1962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央编译局召开了“民族”词的译名统一问题讨论会,建议今后只用“民族”，不再用“部族”。而在翻译碰到困难时，就加注说明。1962年的译名统一问题讨论会之后，重新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已不再出现“部族”一词。

从译名人手来解决问题，在当时来说，不失为一个巧妙的办法，既解决了我们的民族认同问题，又避开了和精神权威的冲突。当然，任何问题要达成完全的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有人对这样解决民族译名提出异议，围绕民族译名问题也展开了一场讨论。根据乌尔希也夫《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综述》一文的总结，围绕“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大体上有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章鲁、浩帆、牙含章、孙青等人的观点，主张应该取消“部族”的译名，把俄文中的Народностъ和Нация统一译成“民族”或将Народностъ译成“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而把Нация译成“现代民族”。

第二种意见是杨堃、林耀华、岑家梧、蔡仲淑、王明甫、马寅、何宏江等人的观点。他们主张保留“部族”这一译名，以此表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第三种意见是方德昭、丁明国等人的观点。为了译名统一并考虑到习惯用语起见，他们主张把经典著作所使用的有关“民族”的词都译为民族，而在“民族”译名前面加上形容词、修饰词或并附原文加上编者注释，以示区别，免得引起争论概念上的混乱。

“民族”译名的讨论，是当时摆脱斯大林的巧妙做法，却终究也是治标不治本，也侧面反映出我们自身的话语体系还没建立起来。

（三）1978-2005年

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学术沉寂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因此，无论是80年代的对斯大林进行补充和修正，还是90年代“族群”概念的介入，都是中国民族学者为跳脱出斯大林定义所做出的的努力，成效斐然，我们开始在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1.80年代

从书中30页开始介绍了80年代民族定义讨论的历程，大致为坚持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学者继续论证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科学性，但更多数的学者主张部分修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同时也出现否定和抛弃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学理观点。80年代无疑是学术思想领域一个来之不易的转折，也为90年代引入新的学术概念铺平了道路。

除此之外，80年代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篇文章即1989年载于《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的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2.90年代

90年代已经有学者开始对斯大林民族定义进行新的、深度的批判，在这之后直接使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然就少了，而是出现了从国家层面上重新解读斯大林民族定义，如郝时远《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的三篇系列文章。民族定义的研究也产生了新气象——“族群”概念介入。关于“族群”这一概念的讨论可以参见文献52——周传斌《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一文中的表述，他介绍了“族群”一次引入与讨论的时间线和族群一词在我国学术界流行的意义，也指出：“对‘族群’概念进行定义还将重蹈‘民族’定义纠缠不清的覆辙，——虽然可能推进学术界对族群概念的理解，但不会达到完全统一的认识。”1990年以来民族概念的讨论及其方式都逐渐地走向多元化，解构性反思的推进成为了学术界更吸引人的声音。

（四）2005年至今

2005年5月，经过长期的思索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阐释中提出：民族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疆、西藏等地民族关系显著恶化并危及社会稳定和国民生命安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央特别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得到了认可，并进一步阐述为“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二者辩证统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了43次。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中华民族”两次写入宪法序言。在2021年8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已经成为现时中国政治话语中出现最频繁和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显然，如今我们再谈民族概念肯定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讨论。

三、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历程与理论经验——政治导向

在2021年8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理论、道路、制度、政策、实践各个层面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1921—1949年先后召开了七次代表大会。在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民族”概念出现的频次总体上呈由少到多的趋势，反映了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初始到深化的过程。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南昌起义时期。1921年至1927年的五年时间里召开了第一次到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个时期受到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苏联模式与孙中山民族观的影响，对国内民族问题尚未达到深度认识，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民族”一词出现的频率较低。在1927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二一年里党召开了两次党的代表大会，并在这一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开始尝试推进民族工作，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长征路上留下的军民和谐互帮互助的佳话、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世纪30、40年代学界也出现了一批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对我国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开展田野调查，提出来一些符合我国实际的民族理论，并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和运用。

（二）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当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民族团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党将关注重点放到了国内的民族工作上，营造了浓厚的团结氛围。而后，我国的民族问题又经过了一个被忽略的时期，民族工作与学术讨论都沉寂了一段时间。

（三）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民族工作也经历了拨乱反正的时期，重新确立了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再次得到体现。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式变幻莫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党的政治报告反复强调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

（四）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也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民族问题的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高到了新格局。“十九大”提出新时期民族工作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第二部分 民族概念的再思考

一、民族定义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与争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七十多年过去，无论是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讨论，还是民族译名问题讨论，或是“族群”问题的介入，这场学术热潮的热度经久不衰，“民族”也仍在丰富自身内涵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了中国民族学研究领域最引人瞩目的一隅。这一部分侧重于分享论争之于我们现在的意义及一系列在论争中显露出重要性的问题即论争各方的学术定位、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形成、以及学术论争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以求深化对这场论争及中国民族学的探究。

（一）论争的学术定位

从近代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来看，这场论争有着一以贯之的线索即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论争也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部展开的，各方也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或高举旗帜或批评辩驳。各方学者广泛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论文合集中《斯大林全集》出现的频次高达22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出现的次数为34次，尤其在2010年前的文献引用经典占比更高），可见当时的民族学学者纷纷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为分析问题武装自己的工具。同时，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也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翻译热潮。这种潮流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人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但学术界又存在着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理论圣典的现象，本本主义为我国的学术解放带来了阻碍。同时也可以看出学术分歧背后多少存在政治诉求的差异，这种差异又强化了学术作品中的政治倾向（如政治化与民族概念的文化化或“去政治化”）。

（二）论争的政治诉求

民族概念论争的核心问题无非是“民族是什么”。学术与现实相互呼应，论争的主旨在于以学术的成果回应现实。这场论争的初心也肯定不是学术自娱，而是希望从中寻找到面向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为中国的民族工作提供学理支撑，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且谈中国的民族问题肯定离不开政治。

（三）论争的学术品格

很长一段时间内，民族概念都是中国民族学界的热议。从简单论争走向运用民族学与各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马戎教授，政治学周平教授的《民族政治学》，纳日碧力戈教授用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的三分法与索绪尔的符号学来讨论民族现象）进行整合研究，催生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在新范式中的探索。此次论争也展现出了中国学者独特的学术品格，不仅在概念范畴中推进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而且在大方向上引导中国民族学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与马克思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前进。

二、与时俱进的民族概念

“困难始于界说，如若我们认真的想一想，就知道界说还有束缚和拘束的作用。界说一方面指使它的使用者，另一方面显现出使用者的取向。界说埋藏在它的使用者的观念与他的理论化的工作之中。”——尤劳《政治行为论》

（一）厘清民族概念的重要性

显然，民族概念的厘定对于民族问题的研究、民族工作的开展有着第一性的意义，是民族学的元命题，不然我国众多的民族学者也不会对此问题投入如此大的研究热情。然而，这样一个不容易的、富有争论的问题又不单单是一个学理概念，更与我国的国情与政治息息相关。各个时代的民族概念内涵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我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与国情变化密不可分。这个历程毫无遗漏地反映着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的不断探索。可见，民族概念是与时俱进的。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概念之于中国的最新内涵

如今，我们再谈民族概念，离不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原创性科学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毋庸置疑，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启了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新实践，而这也正契合当前的学术主旨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打造一个符合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的、创新新时达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的、能够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水平的中国模式，推进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与提升自身理论底气多轨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