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汇报

汇报人：2022级民族法学研究生王郡

今天在中国开展民族问题研究，离不开对核心概念“民族”的讨论。“民族”在鸦片战争后进入我国话语体系，由于这一概念与中华文明传统存在深刻的文化差异，一百多年来国人对这一概念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应用。本书的第一章针对民族定义研究，第二章主要内容是汉民族的形成过程。

第一章 民族概念表述的历史发展

（一）西方民族概念的表述

1、古希腊学者开始使用“民族”一词，开始记述民族特征。

2、马齐（意大利1851年）认为，民族具有土地、起源、习惯、语言的统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国家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表述是同一个词语。

3、奥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伦纳尔、鲍威尔提出唯心主义的民族定义。伦纳尔认为，“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民族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鲍威尔认为，民族是由公民登记的办法组成的“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是与“土地无关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们的全部总和”。并公开宣扬“民族文化自治”纲领来反对民族自决权。

4、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核心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来定义各个历史阶段的“民族”含义与性质。斯大林把历史上人们共同体的发展程序表述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部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形成的人们共同体。

5、瑞典政治家布伦奇里在《普通国家法》认为：民族具有八大特质：同地域、同血统、同肢体形状、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对我国理论界影响巨大。

6、苏联学者刘克甫在民族定义做出了新的探索。民族是以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婚姻范围等联系为形成条件，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物质和经济文化特点为客观特征，而以自我意识和自我称谓为根本要素的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社会共同体。

（二）中国民族概念的表述

1、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论述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就有民族的概念：《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也；南朝宋齐时期道士顾欢《夷夏论》：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剪落之徙，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有学者曾讨论说这是最早使用“民族”一词；清代，夷狄非我族类者也。

在中国历史上的群体分类和认同意识中并不存在今天我们使用的“民族”概念，即使在古籍中偶尔出现两个连用的汉字“民族”，也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内涵。

2、近代具有现代含义的“民族”引入中国

20世纪后，我国才开始大量使用“民族”一词，“民族”这个汉语词汇最早出现在1834年普鲁士人郭士立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行论之要略传》：“申谕中外诸民族，悔罪伏奉耶稣救世者之教也”，以及郭士立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一文《乔舒亚降迦南国》：“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

这个汉语词汇的原文是英文“nation”。欧洲人将之引入中国，并译为“民族”，这一译法及其现代意涵影响了当时积极吸收欧洲思想的中国学者。“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在此之前，国内群体从未被称作“民族”。清朝曾区分“旗人”和“民人”，而且旗人可以“退旗”转为民人，“连‘满族’、‘汉族’这类名词也是很现代的”。

晚清时期的中国学者立志救亡图存，积极学习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近代改良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介绍了外国的民族学理论。梁启超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比较完整的民族定义。  居住同一地、同一血统。汪兆铭认为提出民族六要素，血系、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质。孙中山认为造成民族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力，最大力是血统，次大力是生活，三语言、四、宗教，五风俗习惯。从梁启超到孙中山，他们所得出的民族定义，都强调了血统、血缘或种族的因素，强调民族差别中纯粹自然的客观无法改变的因素，这是培养民族独立意识的需要，也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时代条件下，希望借助民族主义以自保的心理反应。

斯大林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在学术上人们开始审视从梁启超到孙中山民族定义的科学性。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批评以往民族定义强调血统、血缘和种族而忽视了种族与民族的差别。另一方面，人们对民族的定义开始强调经济因素而不是单单强调文化因素。

3、近代与“民族”相关的“国族”概念

另一个与“民族”相关同时也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国族”。1902 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 ”，表明他的“国族”概念包括所有中国人。1906 年张君劢在《新民丛报》发表一篇编译自约翰·穆勒文章《代议制政府》 ，文中的“nation ”译作“国族”。

孙中山13岁—17岁在美国檀香山接受教育，1924 年他在《三民主义》一书中谈及“民族”一词的译法，明确表示他追求的“民族主义”已是包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中华国族”。孙中山认为对当时全体中国人而言，团结起来救亡图存是最紧迫的任务，在中国使用“民族”一词，就是强调这个英文词汇所含政治意义的一面。

1942 年芮逸夫指出:“由中山先生之说，‘国族’和‘民族’是相同的 ，而‘民族’和‘国家’也可说是相同的。所以我尝以为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可以说是‘三位一体’”。

4、“民族识别”和“民族”话语的制度化构建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在斯大林“民族”定义和相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苏联专家曾实质性参与。民族地区情况复杂，进行民族识别的现实需要是：（1）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的需要。（2）建国后，我国实行户籍制度，每个居民必须申报填写自己的民族成分。（3）一些边疆地区的民族族群特别复杂。民族识别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指导进行的，斯大林所提出的四个基本特征，是当时判断一个族群是不是民族的基本依据。

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都处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发展阶段，甚至有些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按着斯大林对于民族的时代定义来说，就没有民族可言。其次，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四个基本特征缺一不可，也无法执行。很多民族不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等条件。

针对这一状况，毛泽东对民族的含义作出了明确指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还提出了“名从主人”和“尊重民族意愿”的原则。中国社会构建起了与民国时期内涵完全不同的一套“民族”话语体系、制度、政策。“民族”成为特指我国少数民族的称谓，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

（三）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民族”概念的演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民族理论和未来国家体制规划方面受到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国家体制的影响，一度主张我国各“民族”有自决权，同时倾向于建立苏联式联邦制。对于未来国家体制的设想，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章》提出的目标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

日本投降后，考虑到苏蒙联军推动“内外蒙合并”和新疆的分裂局面（“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家体制设想的观点做出调整。1946年2月中央对内蒙问题提出的方针是：“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

“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真正实现了从‘联邦’到‘自治’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体制设想上不再提联邦制，转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国族”“国语”“国文”等提法不再使用。虽然根据政协代表的提议在代国歌中保留了“中华民族”一词，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国家重要纲领性文件不再出现“中华民族”概念。一方面把国内各群体称为“民族”，把中国表述为“多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不再使用“国族”和“中华民族”等提法。这些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相关话语已经把“民族”概念的应用明确定位在汉满蒙回藏等国内群体的层面，同时在谈及民国历史特别是抗战史和历史文献时，仍然保留了“中华民族”提法。

与此同时，斯大林民族定义存在的问题逐渐开始暴露出来：1、他指出民族所具备的四个基本要素并不是只有这四个基本要素，他把这四个基本要素绝对化，缺一不可，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才算是一个民族，这忽视了不同民族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2、他提出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民族，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

60年代“民族”译名讨论及其影响：

1、“民族”译名问题讨论

围绕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大体上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上章鲁、浩帆、牙含章、孙青等人的观点，主张应该取消“部族”的译名，统一译成为民族。第二种意见是杨堃、林耀华、岑家梧、蔡仲淑、王明甫、马寅、何宏江等人的观点，他们主张保留“部族”这一译名，以此表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第三种意见是方德昭、丁明国等人的观点。为了译名统一并考虑到习惯用语起见，他们主张把经典著作所使用的有关“民族”的词都译为民族，而在“民族”译名前面加上形容词、修饰词或并附原文加上编者注释，以示区别，免得引起争论和概念上的混乱。

2、民族译名问题提出后的民族定义研究

民族译名问题讨论之后,学术界出现了些微变化，人们不再特别固守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的看法，对前资本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讨论开始热烈起来。大部分人都主张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把民族形成的时间上溯到原始社会之后的文明时代。

60年代关于“民族”译名讨论，人们开始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的论述，或者斯大林的另外一些论述，来否定或者改变原来所理解的斯大林的论述。但是在这一时期，还几乎看不到对斯大林观点的直接批评。80年代民族定义讨论：经过七八十年代之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学术界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关于民族定义问题的讨论，相比前一时期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1、继续论证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科学性；2、主张部分修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3、主张否定和抛弃斯大林的民族定义。1988年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是一体，是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80年代关于民族定义的讨论无论是修正还是否定，都没有逃出斯大林的定义，民族定义的研究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80年代后，随着老一代人逐渐过世，历史上存留的“共性”在各族民众记忆和实践中渐次消融，各族曾经共享的文化符号已基本淡逝。由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符号不断被发掘和创造，“中华文化”逐渐缺失了实质性内涵和具体表现形式。也正因为这一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央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90年代以来民族定义讨论的广泛展开：一是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批判达到新的高度，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思考问题。二是“族群”概念的引入并广泛讨论，开辟了新的学术视野，丰富和深化了民族概念问题的研究。三是在抛弃斯大林的定义之后，学者们进入了独立思考，重新定义民族概念的新阶段。1、90年代对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首先，对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评判开始从时代背景、政治意图方面分析，这就是把批判提升到了历史认识论层面，是从主体认知条件的角度做出的分析。另一个亮点，是从国家层面对斯大林民族定义进行重新解读。2、“族群”概念的介入。“族群”概念在1990年代以后引起国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并大有取代“民族”概念的势头。“ethnic group”是196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学科中流行的新词汇。70年代译入国内，90年代开始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受到关注，并对它的定义给出了不同的见解。

总结族群的定义，有三大共性要素：一是强调客观上的共同渊源，即共同的血缘或种族。二是共同的文化认同，即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三是有强烈的同族自我认同感，即与其他群体相区分的自我群体意识。正因如此，族群概念实际上具有中国民族概念的天然属性。在族群和民族概念的使用上出现了分歧，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总结如下：（1）主张用“族群”概念取代我国现行的“民族”概念。（2）反对以“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3）主张两者可以并行通用，相互补充。

3、“民族”的重新定义

经过40年的曲折探索，中国学者开始尝试通过自己的思考来给民族做出定义，用自己的思想和语言解释“民族”。是90年代以来民族定义研究的新起点，是一个重大的颇具意义的开端。

在广大学者研究的基础上，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概念做出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民族概念是在争论中确立、发展和完善的，是以中国传统的类族辨物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思想源流的。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最终被阐释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主要强调种族、心理和文化特征，是以经济、文化、语言、地域等因素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共同体”。这也就把族群的文化性和民族的政治性结合起来。合二为一的中国特色民族概念相较于西方族群与民族的概念而言具有优势。

60年民族概念学术史的内在线索：建国60年以来的民族定义学术史，基本上是围绕着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展开的。建国之初，我们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权威，而斯大林又赫然列入马、列、恩、斯、毛五大革命导师中，斯大林是活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又有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一边倒”的政治选择，这一切都决定在民族理论研究中，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奉为金科玉律的必然选择。但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从产生就由于其强烈的政治倾向而太过固执和偏执，导致具体运用必然会和中国的实际相冲突。

60年代“民族”译名讨论，实际上是摆脱斯大林定义的一种尝试。既然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本身不容质疑，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斯大林没有错，我们自己译错了。这样就可以轻易避开原来意义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本来，当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出现问题，中国改变“一边倒”的国际政治策略的时候，质疑和改造斯大林的定义是有可能得，但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使中国再次举起捍卫斯大林的旗帜，学术发展受到影响。

第二章 汉民族形成问题研究

汉民族是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由许多的民族融合而成。汉族的发展历史是一份巨大的历史学遗产, 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研究中国的民族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汉民族形成与斯大林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讨论

1950年3月《新建设》杂志发表的刘桂五的问题答疑，是目前新中国学术界最早谈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文章。张志仁提问：斯大林说，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在这以前能不能成为民族呢？刘桂五解答：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特征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特征，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各民族虽然没有完全具备这些特征，但仍可称之为民族，不过它不是资本主义的民族。

90年代末，陈连开先生将这一时期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研究，归纳为三种基本观点：（1）汉民族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在其后的历史时期不断得到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仍未占据统治地位，因而汉族到近代不属于资本主义民族，但也不能据此称为部落。（2）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汉族形成为民族，应在1840年以后中国产生资本主义的时期。（3）汉民族的形成应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相互吻合。

这一时期谈论的特征是，汉族有没有形成不是一个事实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人们的讨论都是从一个明确的理论预设出发的，而不是历史本身，特别是不赞成资本主义以前有民族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先从斯大林的理论框架出发，去历史中剪辑材料来填充预设的理论框架。

二、新时期关于汉民族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的讨论

文革之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开启了新的阶段。该时期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秦汉时期民族形成问题进行了确证，基本形成共识；二是在秦汉时期民族形成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开始讨论汉民族的起源，族称及其发展过程等问题。

1、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重新确证。关于汉族起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华夏族是汉族历史上的初始阶段，而华夏族是在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及至春秋战国这个长时段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大地各个血缘族团相互融合的结果，其族源是多元而非单一的。

2、关于汉民族的族称问题。汉族因何而得名，何时而得名，是汉民族形成问题研究中，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大体一致的看法：1.汉民族之得名，与汉朝之建立及其四百年稳定、繁荣的发展有关,汉族所以叫“汉族”，根源即在于此。2.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民族概念，“民族”是近代西方文化传人后的广物，所以，明确的“汉族”族称的出现是近代以后的事情。3.中国古代没有民族概念，不等于没有民族观念,相当于“汉族”之民族观念的族称，是“汉人”的称呼。这一称呼，在西汉时期即己出现，但当时更多是指“汉朝人”“汉国人”的意思，作为一个用于民族区别的“汉人”用法，始手东汉,而在南北朝时期民族问题复杂化的时候，“汉人“这一族称性意义得到强化、开固和普通化使用。

总结：

不同年代学者们关于民族定义的讨论，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民族概念的发展完善做出了贡献，通过阅读本章内容和查阅相关资料，对民族概念形成如下几点认识：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占主流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以前形成民族。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实践证明，局限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定义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实质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对民族概念的研究‚有所创新、发展‚不断走向科学和认识的统一‚还提出了原生形态民族和次生形态民族的新概念。80年代民族定义讨论仍然围绕着斯大林的定义进行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科学性不容怀疑，所要做的仅仅是局部修正。但是斯大林定义的神圣性已经开始动摇。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开始有了真正的独立思考，开始对民族问题作出自己个化的解释。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定义的政治性表述，迅速被学界广泛认同，是因为它建立在学术界丰富多彩的研究基础上。这是60年间民族定义研究曲折发展的最终结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民族工作实践中‚形成了 完备的民族理论体系。更直接、更具体、更完整感性与理性结合更具成果性‚认识上更具创新精神。这是我国学术界对民族概念的研究进入一个反思、总结和创新的时期。

民族这个词语的发明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目的。与民族这一概念相关的族群（或族类、种族）、  国民（或公民，）将三个词并列起来进行比较：族群，是按文化习俗和血缘进行的划分。国民，是按政治进行的划分。民族，正好可以兼而有之又不被完全限制住。当民族一词进入中国，它的意义即悄悄的发生了变化并被不断的修正，中国很早就拥有一种与民族概念类似的华夏认同，随着民族概念的引入民族与这种华夏认同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

关于汉民族的起源问题， 汉民族起源于秦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华夏族因此而改称“秦人”。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秦人”还未能成为华夏族的普遍称谓。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时期，“汉人”便逐渐取代诸夏或华夏之称，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固定和普遍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