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代乡村习惯与乡风建设的几点思考

何敏芳*

【摘  要】当下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实施，应如何重新定位、建设乡村文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乡村习惯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乡村习惯的问题亟需解决。乡村传统习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观念，给农民造成一定的负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新时代的浪潮下其局限性正在慢慢被消解。本文通过介绍福州某乡村的人情往来现象，了解村民对人情往来的态度，分析人情往来在我国乡村扎根的深层原因，进一步证实乡村人情往来并非全为钱财来往，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下我们不能过于强调乡村的"陈规陋习"，而应深入挖掘并合理利用优秀的乡村传统习惯，加强乡土文化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 习惯  人情  乡村文化建设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之中，乡村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占据着关键的地位。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不仅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物质层面建设问题，更要关注文明乡风、淳朴民风的精神层面塑造问题。乡村文化振兴登上政治舞台，乡村文化不断被提及，社会各界人士逐渐将目光聚焦于乡村传统习俗之上，人们大都开始批判“讲排场”、“攀比风”、“人情债”等乡村的陈规陋习，由此引发了社会群众的一系列热议：如何遏制此类风气？如何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如何杜绝乡村陈规陋习的影响？应当怎样建设乡村文化？诸如此类问题，也深深困扰着我国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笔者此次以福州辖区下某县某村为田野调查对象，试图深入挖掘此类问题如何以及为何会发生于乡村生活之中，为实践中如何正确认识以及妥善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该村有两个自然村组成，一个自然村一个姓氏，因此有两个大祠堂。该村村民均是汉族成员，全村共划分为四个区，有22个村民小组，全村总户数为797户，总人口为3250人。教育方面，村里仅有一所学校，包含幼儿园以及小学两个部分。宗教信仰方面，以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村民居多，以往多在信徒村民家里聚会并开展相关宗教活动。近年，由信徒出资新建了一所基督教堂和一所海神庙，此后相关宗教活动大都在新建的教堂和庙里进行。

一、天价人情往来

在该村，村民们日常的人情往来主要就是以操办酒席的方式进行，操办酒席的名目主要是两大类：一是乔迁之喜，往往与孩子的满月宴合并操办；二是婚丧之礼，也需要宴请亲朋好友。

    （一）乔迁之喜

在该村，凡是新屋落成，主人家搬入新房以后必定要操办乔迁宴，作为暖房之礼。（或者是等家里有孩子满月之时同时操办。）搬入新居的村民会宴请自己的亲人和左邻右舍，参加乔迁宴。主人家一般事先会请两三位厨师到新家掌勺，在新家的院子及大厅里摆上二三十桌酒席。每桌是26道菜左右，同样的菜色水平，中高端海鲜占据菜谱的大头（蒸毛蟹、清蒸鱼、白灼虾等）。此外，主人家席间还要给来吃酒席的人，以户为单位分发一条香烟（基本都是中华香烟），一桌的花销基本都是3千左右。因此，总体来说，办一次酒席至少要花费二十万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旧时当地操办乔迁宴，客人还要随礼金以回馈主人家，称为“包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一习俗慢慢地消失了，如今主人家操办乔迁宴不再收取客人的礼金。客人一般就带着贺礼来赴宴，贺礼一般挑选寓意喜庆之物，比如鸡蛋、线面或者鞭炮之类的东西。

（二）婚丧之事

该村的结婚礼金相对于我国其它地区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天价”了，一般是三十万左右。男方向女方家提亲时，需要拿出大概三十万的聘礼。虽然礼金价格高，但是根据走访的农户，得知绝大部分人家并不会扣下女儿的结婚礼金，三十万礼金一般是在订婚宴时随女方出嫁。只有极少数家庭条件困难者，会留下女儿的结婚礼金补贴家用，但也不会全额扣留。因此，一般情况下结婚礼金不会造成男方家里的实际负担，但是男方提亲时必须能够拿出这些钱，这对男方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此外，该村订婚即结婚，因此男女双方订婚时，男方、女方都要在各自家里操办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其规模与花销，与上文的乔迁宴差不多。

由于该村居民大都有宗教信仰，不同的教派丧葬之礼花销并不相同。如果老人信仰的是基督教，就讲究简葬，一般花费不了什么钱。如果老人信仰的是佛教，由于需要请人作法几日，一般花销较高，费用较为昂贵。而且每逢清明节，亲人都需要给老人烧纸钱、烧房子、烧轿车等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据村民所言，近几年，清明节烧东西的现象并不多见了。此外，不论信仰何种教派，家属都会请乐队奏哀乐，组织送葬队伍，绕着全村走上一圈。家属在将老人送去火葬场火化回来以后，都需要办酒席宴请亲朋好友。这一方面是为了感谢亲朋好友在丧礼上的帮忙，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家属送走老人、放下悲伤重新面对生活。其花销远远超过上文的乔迁宴。

二、村民态度

通过调查，笔者了解到由于丘陵地势、耕地有限，该村的村民们无法仅仅通过农业满足家庭的生活需求，以及应付日常的人情往来。此外，村民们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无法到城市从事较为体面的工作。因此，几十年前起该村就掀起了外出“打工热”。在此风气影响下，即使是90后的青年们，也大都不重视教育，仅仅达到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亦不在少数，他们早早就外出打工赚钱。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外出打工，不同于其它地域民众外出省外打工或到城市打工，该村的居民大都是远赴国外讨生活，一去大都是十几二十年。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有至少四至五年是为了应付村里的人情往来。村里出现最多的现象就是，父亲在孩子尚在年幼之时离家，直至孩子成家立业都还未回来。因为他们希望可以多赚一点钱，留给孩子，以及作为自己的养老费用。这导致村里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问题，相当严峻。由于文化水平低，加之语言不通，村民们到了国外以后从事的大都是体力活，十分辛苦。出去之时年富力强，到回来之时年过半百、病痛缠身。

即使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下，询问村民们是否觉得平时的人情往来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额外的负担？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希望减少人情往来、遏制操办酒席的风气？对于此类问题，村里大致形成了两大派：四五十岁及以上的村民们表示，“操办酒席是村里的人情往来，必须要办，咱们是这个村里的人，就必须按照村里的规矩办事，大家都办了，咱们怎么能不办？这不是让人笑话吗？花多少钱，都得办”。二三十岁的青年村民们对此则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要办呢，这纯粹就是浪费钱，别人办不办我管不着，反正我是不会办的。喜庆的事找几个要好的朋友聚聚就好了”。

三、社会因素

人情往来在我国乡村社会扎根，有其深厚的社会层面的原因：首先，乡土社会造就了国人“恪守传统”的思维。中国自古就是农耕社会，以农为生，人们依附于土地而生存，世代定居是常见现象，迁徙的现象是极少出现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家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由于对土地极强的依附性，导致国人“安土重迁”，日常生活方式上也习惯遵循旧例，不轻易做出改变。长期对旧例的遵循，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国人的思想。此外，由于我国小农生产“自给自足”的特性，对外交往并非必要需求，导致国人生活闭塞，这进一步加剧了国人心理上“恪守传统”的保守主义观念。

其次，熟人社会要求国人维系“私人关系”。中国农民为了合作方便进行农耕、为了人多容易进行保卫工作等多方面的原因，大都是聚村而居。因此每个村子里的人几百年差不多都是那几个姓，大家平时大都是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状态，所以古代中国又成为了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强调私人群体的重要性，强调维系私人关系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提出我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种“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熟人社会之中，在私人群体中忠孝节义等道德显得十分必要。人们在属于自己的群体范围之内互相帮助，讲究人情往来，维系良好的私人关系。

总体而言，我国乡土社会的本质，强调“依附性”，导致国人文化心理层面上保守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生活方式上习惯因循守旧。乡土社会造就了我国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维系私人关系尤为重要，讲究群体之间的人情往来。熟人社会俨然发展成了“关系社会”。因此，直至现代，乡村传统习惯中人情往来的习俗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心理。

四、乡风建设的几点建议

虽然乡村习惯中的人情往来习俗依然活跃在乡村的舞台之上，但是从上述调研情况可以明显看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该村的乡土生态以及乡土秩序正在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随着村民们生活水平地不断提高，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摒弃“凡过事，必收礼”的陋习，人情往来并未完全异化为钱财往来，比如“包红”这一习俗逐渐消失在村民的日常人情往来之中。同时，新一代的农村青年们由于思想的开放，并不认同村里传统的人情往来方式，对于人情往来他们有自己的观念和做法。因此，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在新一代青年农村人这里没有可以立足之地。以小见大，同样的情况在我国其它乡村地区必然也在上演。可见乡村传统习惯对于村民的束缚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习惯逐渐开始迎合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面对乡村习惯中的人情往来，笔者建议：

（一）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特殊作用，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的认可度较高。此外村民委员会是最接近村民，最了解社情民意的自治组织，能够有针对性地有效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的特殊优势，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相关宣传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农村科普工作，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坚决杜绝蛮横强势的工作方法，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形式，遏制“讲排场”、“攀比风”、“人情债”等。乡村中的人情往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村民的负担，但是在老一辈人看来那是自己应该要承担的，且其可以说是乐意承担的。因此，在遏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风气过程中，应当考虑不同群体村民的接受程度，采取符合乡村特点的有效方式，切忌“一刀切”，引发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

（三）挖掘传承乡村优秀传统习惯。切实保护好优秀乡村传统习惯，推动优秀乡村传统习惯合理利用。“乡村振兴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议题，它已经超越了产业发展和经济范畴，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如何让乡土文化回归病危乡村振兴提供动力，如何让农耕文化的优秀菁华成为建构生态文明的指南，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家园，是破题的关键所在。”深入挖掘优秀乡村习惯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培育文明乡风以及塑造淳朴民风的重要作用。比如，在村民们人情往来的过程中，高度凸显了村民的诚信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等优秀思想观念，这些都是值得大力传承和发扬的。

（四）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村民们精神世界富足了，自然不会过度局限日常的人情往来。鼓励文艺工作者不断推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要求的作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充分展示新时代农村农民的精神新面貌。开展文化结对帮扶活动，有针对性地、一对一地有效提升每一位村民的精神文明程度，提高村民科学文化层面的素养。

我国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的本质，导致乡村传统习惯至今仍然活跃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之上。不可否认，乡村习惯有其局限的一面，在某些农村地区尤为严重：凡过事，必收钱；婚丧嫁娶盲目攀比。不仅对村民生活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也滋生了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的不良心理。然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此类现象并不能完全涵盖我国所有的乡村地区。同时，乡村传统习惯亦有其对社会有益的一方面，比如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方面就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下，我国在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乡村习惯不好的一面，以及部分乡村的个别情况，要求完全杜绝消灭乡村习惯，而应当深入挖掘优秀的乡村传统习惯，在立足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乡村习惯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其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 何敏芳，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