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枪击案”透射的极端主义生成机理及其防控问题

董毅琨*

摘  要：普通人转变为极端分子需要经过四个阶段，同时“积怨—归因错误”的思维模式也是极端分子形成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不仅宗教极端主义会引诱人们堕入“道德脱离”深渊，在采取反恐措施中出现的失控因素同样会诱发极端主义。“新西兰枪击案”是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失控诱发白人至上主义的典型案例，布伦顿·塔兰特的极端心理变化和其针对穆斯林发表的白人至上主义言论表明必须重视反极端主义的失控因素。只有了解极端分子形成的过程和心理变化，注意民众经历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心理疏导，才能从根源上做好反恐工作，遏制宗教极端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对抗式增长。

关键词：宗教极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道德脱离”；“激进化四阶段”；失控转变

一、极端分子的“道德脱离”形成路径

（一）什么是“道德脱离”状态  

行为人通过行为人的认知角度重新构建关于杀戮的道德价值观，使杀戮的进行可以不再受自我道德的审视，这就是阿尔伯特·班杜拉所说的“道德脱离”状态。[①]“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国内学者也译作“道德推脱”，这是阿尔伯特·班杜拉在1986年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个体产生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使自己减少对自己行为的负罪感，例如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以及降低对受害者痛苦的认同。阿尔伯特·班杜拉认为，在逃避责任时，“权威的地位越高，他们的命令就越正确、越受尊敬、越具有强制力，而人们也就越服从他们”。[②]极端分子受他们的信仰的影响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认知重构，当他们达到这种心理状态，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得到极端运动的领导人的支持和肯定，他们会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正义、道德的行动，他们是在同不道德、邪恶的敌人作斗争。“道德脱离”状态多发生在宗教极端分子身上，但其他极端主义思想也会诱导普通人产生“道德脱离”状态，从而转变成为极端分子。这种状态并不是说只会发生在特定的人群身上，这样的人群是极端分子，而是一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变成了极端分子，发生了这种“道德脱离”的状态。以人群、种族、民族、宗教等各种特征将极端分子标签化、人群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只会导致矛盾加剧。

（二）从普通人转变为极端分子的路径

1．“穆加达姆”理论与“激进化四阶段”模式

穆加达姆用爬楼梯来描述一个人加入恐怖组织进而实施恐怖主义犯罪的过程，通过“与不公平境遇作斗争，并归责于政府、社会和他人；体验挫折，实施言语转向攻击，并寻找机会实施身体攻击；发挥道德正当化机制，相信是为理想和信仰斗争，对立的敌人是不道德的恶魔；加强精神控制，强化成员对‘我们’高度认同并对‘他们’异化排斥；实施恐怖主义犯罪，规避心理阻止机制”。[③]在后“9·11”时代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纽约市警察局提出一种“激进化四阶段”发展模式，个人通过“预激进化”、“自我认同”、“教义灌输”、“圣战化”这四个阶段可能会由一个普通人转化成为一个极端分子。[④]这一模式和“穆加达姆”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在进入“激进化”进程之前，之后会成为极端分子的人和普通人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预激进化”阶段的他们表现出来的同样是一个普通人的经历和生活。

当出现一些因素导致他们对极端主义思想感兴趣并且开始信奉这种思想，他们会寻找和自己同样对此感兴趣的人，这就是 “自我认同”。

而在之后，随着对所信奉的极端主义思想地认同程度不断加深，他们对这种思想的合理与否会毫不怀疑，甚至完全拥护。在这个“教义灌输”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道德脱离”现象，极端主义思想的信奉者重新进行认知构建，认为可信奉的理念是正义的、道德的、完全正确的，而对此进行反对的人是非正义的、邪恶的，是异类。例如杰西卡·斯特恩所说的，“宗教恐怖主义试图消除道德上的歧义”。[⑤]

 在“圣战化”阶段，他们从对理念的信仰发展为准备实施恐怖活动，成为恐怖分子中的一名。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此时完全受极端主义思想的控制，脱离了正常的道德观认知范围。

2．“积怨——归因错误”是极端主义产生的原因

在滑入“道德脱离”状态的过程中，一些人是出于对现代社会中宗教的社会与生活秩序受到极大冲击的不满，逐渐积怨，错误归因于现实社会，寻求暴力方式实现构筑新世界、实现宗教理想，他们对所要实施的恐怖活动进行缜密筹谋和计划，也有一部分人是出于信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反对而想要阻止这些现象，采取极端手段表达自己在社会现实中的反抗，从而滑入另一个深渊。例如反堕胎激进分子保罗·希尔对堕胎医生实施的枪击事件，1994年7月29日反堕胎激进分子保罗·希尔枪杀一名堕胎医生及其保镖，他认为自己阻止了堕胎医生再次杀害婴儿的可能性，是对上帝的真理的昭示。同时他的支持者们将他看作美国的英雄，他是为正义而战。

在恐怖活动实施者和极端分子看来，这些恐怖活动从道德角度看有些似乎是能够理解的，他们存在正当杀人的理由，他们只是想要阻止他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发生，只是在思想和表达手段上过于极端。这种想法并不可取。杀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存在，同时从法律层面来说，恐怖活动的实施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他们的行为触犯法律，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构成犯罪。恐怖活动的行为和其产生的危害结果不会因为遵循他们的思考路径是可以理解的就予以抵消，任何人都无权随意剥夺他人生命。

3．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

宗教极端主义是普通人通过“道德脱离”这一路径转变为极端分子后十分常见的一种极端主义状态，但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宗教问题，也不只是简单的民族问题，而是一种政治伊斯兰存在。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本·拉登认为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是“圣战”，从事“圣战”是为了传播“真主的神谕”。正如他2001年10月与半岛电视台对话中所说的“…这场战斗不是‘基地’组织和全球十字军之间的战斗，而是穆斯林与和全球十字军之间的战斗…”。2006年1月半岛电视台播放的本·拉登致美国人民的磁带录音中称“…你们无法阻止我们有尊严的死去…”，他们企图通过宣传自身是对伊斯兰的献祭鼓动其他宗教极端分子一起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治国家，而事实上他们的说教与宗教教诲并不相同，已经完全背离宗教，是十足的政治需求。[⑥]伊斯兰国衍生于基地组织，2014年自立门户后逐渐与基地组织形成战略竞争态势，同样主张“圣战”运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是1996年流亡到塔吉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极端分子成立的，其宗旨是最终在中亚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⑦]伊斯兰祈祷团为推翻现行政府，在东南亚建立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在内的大伊斯兰国，号召广大穆斯林采取暴力手段推翻东南亚各国政府，策划实施了巴厘岛爆炸案、万豪酒店爆炸案等恐怖事件，同时利用组织成员之间的联姻、亲缘、师徒等关系募集成员，试图利用感情关系诱导人们一步步加入极端组织，其能够发挥的组织能量极强。[⑧]

由此可见，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乌伊运、伊斯兰祈祷团等国际性的宗教极端组织大都是以“圣战”的名义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煽动诱惑正常的普通人走向“道德脱离”的深渊，成为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又比如2019年4月21日斯里兰卡恐怖袭击事件中伊斯兰极端组织NTJ(National Thowheed Jamath)在斯里兰卡多处地方实施爆炸袭击，有关部门根据收集的相关情报猜测，这些实施恐怖袭击的人员可能是回流国内的“伊斯兰国”成员。这些人选择复活节这个节日实施恐怖袭击，以此表达对新西兰枪击案的报复，蓄谋已久，正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明显表现。

二、   新西兰枪击案持枪者的转变

（一）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的发生

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发生一起清真寺枪击案，根据新西兰网上流出的视频，枪手对视频称“让我们开始派对吧”，随后即走进清真寺持枪行凶，此次枪击案造成50人死亡、50人受伤。据分析，这次枪击案的目标似乎都是穆斯林群体，凶手的枪支武器上满是宗教人物名字的涂鸦，猜测可能是他们极端仇视穆斯林的一种表达方式。其中一名枪手布伦顿·塔兰特在他的Facebook直播了枪击案的视频，并分享了白人至上的极端主义宣言，将自己描述成法西斯主义者，反对穆斯林移民者。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击事件，为此次枪击案下了定义。

直播软件和网络扩大了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影响，也使整个袭击过程和内容更清晰地呈现，从直播视频和布伦顿·塔兰特发表的极端主义宣言来看，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实施者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穆斯林实施的，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抵制，而非极端主义。但事实上以过当手段对宗教极端主义实施的抵制当开始伤害到其他无辜平民时，已经转变成另一种极端主义的表达。

（二）新西兰枪击案持枪者的转变历程 

据媒体报道，恐怖事件发生之前的布伦顿·塔兰特是一名健身教练，在同事眼里是一个非常敬业、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一个极端分子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道德脱离”的“预激进化阶段”中，极端分子的表现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一如布伦顿·塔兰特的同事对他的评价。当他开始对一些关于“白人至上”的极端主义言论和思想感兴趣并寻求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就进入了“自我认同”阶段。之后随着他对这些极端主义言论的认可程度不断加深，“道德脱离”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布伦顿·塔兰特将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因此产生的恐怖事件的不满和积怨归因于穆斯林群体，认为穆斯林和移民的涌入使他们的国家不再安全，从而对整个穆斯林群体产生敌视和仇恨。在恐怖袭击事件中，布伦顿· 塔兰特在Facebook上的发文说他是为将侵略者赶出去，也是在为2017年斯德哥尔摩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死亡的11岁女孩埃芭复仇。因而他将自己的认知付诸实践，开始实施恐怖活动，也就是滑入“道德脱离”状态的第四个阶段“圣战化”阶段。在他自己构建的认知中，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他意识不到自己所实施的枪击案同样也是恐怖袭击，而非对邪恶的对抗。

与宗教极端主义不同的是，布伦顿·塔兰特是由反对极端主义滑入另一种极端主义的。在布伦顿·塔兰特发表的十几页的宣言中，我们发现其包括了反对移民、反对穆斯林的思想，这并不是简单的对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反对，它已经上升为一种白人至上主义思想。白人至上主义是右翼极端主义的一种表现，对于布伦顿·塔兰特之所以转变为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分子，这或许和右翼极端主义的历史有关。

（三）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对抗性增长

白人至上主义属于右翼极端主义，它认为白人是至高无上的，外来移民破坏了白人应有的生活，分走白人应该享有的福利，对穆斯林、外来移民不接纳、歧视排斥右翼极端主义在欧美地区极为肆虐，三K党、光头党、基督徒身份、新纳粹、白人国家主义党、黑人隔离主义等都是这些地区的右翼极端组织。而欧洲右翼极端主义由来已久，一些极右翼政党不同程度上显现出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例如葡萄牙的民族复兴党、法国的“国民阵线”、挪威的进步党、瑞士和丹麦的人民党、奥地利的自由党、荷兰的自由党、意大利的北方联盟“法西斯与自由”和“三色火焰”、希腊的“爱国阵线”和“金色黎明”等等。曾经一度在欧洲地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穆斯林即将用他们的子宫占领我们的国家，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在若干年后会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主要人口”，这是对穆斯林移民事实的不理智分析，流传这种说法的视频只是截取部分数据进行对比，企图制造一种社会恐慌，抵制穆斯林移民进入他们所在的欧洲国家。西方一些国家甚至将穆斯林作为国内反恐怖主义法的认定标准。

澳大利亚曾经颁布过关于针对外来移民的“白澳政策”，在法律和行政层面公开反对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只欢迎白人移居，并有计划地驱逐已定居的非白人居民，同化并试图白化澳大利亚原住民。这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表现，给整个澳大利亚的社会公众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致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澳大利亚人对外来的留学生、非白人移民等都持一种敌视态度。布伦顿·塔兰特的极端主义宣言中透露出的也是受澳大利亚“白澳政策”影响的白人至上主义。

一方面穆斯林移民由于自身经济条件与移民国家落差巨大，在各个方面受到歧视和排挤，更容易产生种族宗教矛盾，滋养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从而促使宗教极端组织和个人策划实施一系列恐怖事件。2015年拥有欧洲最大穆斯林人口的法国爆发了一系列穆斯林恐怖袭击，。另一方面这一系列恐怖事件破坏社会秩序，不断恶化的种族宗教关系和犯罪率增加、社会问题增多更是刺激移民国家本土人士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对右翼极端主义的支持者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结果。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呈现一种对抗性增长，2019年4月21日斯里兰卡的系列自杀式爆炸恐怖袭击事件的实施者正是声称出于对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的报复，策划实施了这一系列爆炸，此后伊斯兰国称对此次恐怖事件负责。这种对抗性增长不管是对国内反恐还是国际反恐都是不利的局面，如果不能采取适当措施极容易造成两种极端主义思想主导的恐怖事件的恶性循环。

三、 反极端主义向极端分子的失控转变

（一）反极端主义失控的原因       

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势力是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这些国际性恐怖组织，他们的主要极端主义思想是宗教极端主义，这是他们传播恐怖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反恐的关注点也主要放在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但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极端主义不值得引起关注。2015年2月，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一名白人男性“行刑式”枪杀三名穆斯林大学生；同年6月南卡罗莱纳州一座黑人教堂遭到白人极端分子袭击，当场造成9人死亡；[⑨]2016年8月美国纽约的一座清真寺发生伊玛目和助手被枪杀事件；2017年1月加拿大魁北克省一座清真寺遇袭；2017年6月19日英国伦敦北部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附近发生恐怖事件，右翼极端分子用汽车冲撞、碾压人群。这些只是近几年被报道的恐怖暴力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右翼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对抗性增长、新西兰枪击案枪手布伦顿·塔兰特的事例都呼吁我们对于反极端主义失控的状况也必须加以关注。为了反对极端主义而滑向另一种极端主义的“道德脱离”深渊，并不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反而增加许多新问题，甚至可能被白人至上主义这类右翼极端主义思想引诱成为另一种恐怖事件实施的工具。

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制造恐怖活动和恐怖事件造成重大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危害，同时也给无辜平民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和影响，导致部分受害者的心理发生变化，做出极端的反恐举动，甚至将反恐目标扩大化，把攻击目标由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扩大到整个穆斯林群体，伤及无辜的穆斯林民众。同时部分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可能会利用这种现象，以反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吸引普通民众，行宣传极端主义思想之实，向民众灌输另一种极端主义思想。当民众开始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积怨归责于穆斯林整个群体，就有可能被披着反恐外衣的极端思想所迷惑，从而做出伤害无辜的穆斯林平民的恐怖活动。

（二）存在潜在危险的人可能转变为极端分子

不是所有的反极端主义人群都会转变为极端主义分子，只有少数人群本身存在一定的潜在危险，由于外力或是心理因素的影响，才有可能滑向极端主义阵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中的枪手之一布伦顿·塔兰特虽然在工作中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相关极端主义言论，但据说他自称是澳大利亚人，认同澳大利亚的相关政治和文化，并且经常外出旅行，其在外期间可能会接触到极端主义思想或言论，从而被极端主义思想引导进行价值重塑，由反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发展为对整个穆斯林群体的狂热反对，对新西兰的穆斯林移民产生抵触甚至仇恨心理，认为大量移民涌入破坏了社会稳定，走向“白人至上主义”阵营。恐怖情绪的渲染性和恐慌心理的传染机制无形之中扩大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影响。当仇恨被煽动并且成为常态化存在，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的人可能会被潜移默化影响，将某个群体人员视为仇恨对象，描绘为低等的人类，因为仇恨和愤怒对进行犯罪，无辜的人就极易成为袭击目标。

根据美国反恐专家马克·萨吉门（Marc Sageman）对个体极端化过程的研究[⑩]，成长中的“道德义愤”感知和“个人创伤”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恐怖组织对一些人的吸引力。一些在青少年时期受过心理创伤，幸福程度不高的人，他们的思维往往比较偏激和狭隘，看待事情和处事方法容易走向极端，通常会在长期压抑情绪后突然爆发。网络和媒体宣传中关于极端主义思想各色各样的言论并非都是理性客观的，以偏概全的见解和冲动愤怒支配下做出的评论更是容易诱导这些人偏离正确的轨道。这种在反恐过程中出现的失控因素，是必须引起重视并及时解决的。

四、    对失控因素的思考与反思

在科技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恐怖组织趋向国际化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国外的恐怖袭击事件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国内的安全状态。对于此次新西兰恐怖袭击事件映射出来的问题，我们也必须引以为戒，加强对极端主义的认识，完善去极端化工作。

（一）要加强暴恐事件频发地区的正面宣传

由新西兰枪击案来看，这是一场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对抗，但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恐怖组织利用这一借口企图破坏社会秩序的险恶用心，是公众在群体无意识理论引导下产生的对真相不了解、不理解，无法理智分辨事实，一昧扩大自身负面情绪所产生的对社会的伤害。我国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决定了鲜少可能出现白人至上主义这类右翼极端主义，因此也几乎不会有白人至上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暴恐事件这种对抗性极增长。但仍需注意的是，在2014年、2015年暴恐案（事）件频频发生的时候，内地的民众在听到新疆时，第一反应就是危险，甚至一度其中一些人不愿意到新疆旅游、上学，对少数民族群众和穆斯林感到害怕。这种种都是社会公众对暴恐案（事）件反应过度的表现。

我们必须加强曾经暴恐案件高发地区的正面宣传，谨防境外势力利用这一借口煽动民族分裂。自从新疆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以来，预防性反恐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新疆已经将近三年未发生暴恐案（事）件。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新疆这些地方的宣传，让社会公众都了解到，新疆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现在也十分安全。各地政府机关也应当注意通过举办活动等方式加强民族之间的联系，加深各民族之间的了解，让内地不明真相的民众认识到少数民族群众和实施暴恐的人是不同的，前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后者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恐怖分子，不能将后者的行为扩大上升至整个民族。

（二）公民要建立正确的极端主义防范意识 

公民要形成对极端思想的心理规避机制，加强自身的反恐教育，提高反恐意识。树立正确的极端主义防范意识是预防一个普通人转变为极端分子的有效做法，也是避免出现反应过度现象的有效措施。经常处于正能量思想的生活氛围有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认知，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对极端思想能够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以防受到恐怖组织的宣传诱骗走向“道德脱离”的深渊。通过组织多层次、全方位的安全宣传和培训强化防范意识，对公民进行正能量的思想普及，加强他们对极端思想种类、危害的认识。

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要及时对受到影响的民众进行心理辅导，以免留下心理创伤，对于其他地区的民众也要及时通报应对处置的情况，注意安抚民众情绪，避免出现恐慌。后续也要注意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正确的极端主义防范知识，避免出现“媒体恐慌论”现象。同时有关部门要用好相关心理学知识，宣传极端思想和仇恨言论的危害，利用网络平台等向网民（公民）普及主流价值观，弘扬民族文化，使公民长期处于健康的环境中，对主流文化产生并加深认同感，最终形成正确的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认知，产生对极端主义的心理规避。

五、结语

极端主义作为恐怖组织的旗帜性存在，不只指的是宗教极端主义，还包括右翼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左翼极端主义、反全球化极端主义、极端环保主义等类型。我们对“圣战”意识形态的危害已经十分了解，对宗教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对于白人至上主义、“伊斯兰教恐惧症”这类的右翼极端主义，我们是否同样熟知它的危害后果，是否能够同样打击控制？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反恐措施必须把握好程度，注意方法，解决好遭受恐怖袭击后对民众的心理疏导问题，同时要注意处理好宗教民族关系，防止恐怖分子趁虚而入引导民众走向另一个极端。

参考文献：

[1] [美]布丽奇特·L·娜克丝.反恐原理（第4版）[M].陈庆、郭刚毅译.金城出版社.2015.

[2] 赵桂芬.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招募的心理策略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9年:17-24.

[3] 董少平;李晓东;魏俊斌.独狼式恐怖袭击的成因与治理研究——基于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模型分析[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1-19.

[4] 周少青.欧美需要积极应对极右翼恐怖主义[N].中国民族报.2017年.

[5] 金宜久.对“圣战”的简略考察[J].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5-11.

[6] 董士昙.媒体恐慌论及媒体恐慌之解构[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73-80.

[7] 沈晓晨;杨恕.试析“反恐怖主义激进化”的三个关键维度——基于英国“预防战略”的案例分析[J].欧洲研究.2014年:5+9-26.

[8] 柳思思;肖洋.论伊斯兰祈祷团的结构及其应对措施.东南亚研究.2011年:32-37

[9] 张文灿;余学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概况及对中亚地区的影响[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43-46.

[10] Moghaddam FM. The staircase to terrorism[C].In B. Bongar, et al.(Eds.).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ew York, American: 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 董毅琨，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法律（法学）硕士研究生

[①] 参见[美]布丽奇特·L·娜克丝：《反恐原理（第4版）》，陈庆、郭刚毅译，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②] 前引①，布丽奇特·L·娜克丝书，第119页

[③] Moghaddam FM. The staircase to terrorism[C].In B. Bongar, et al.(Eds.).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ew York, American: 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69-80.

[④] 前引①，布丽奇特·L·娜克丝书，第144-145页

[⑤] 前引①，布丽奇特·L·娜克丝书，第120页

[⑥] 金宜久：《对“圣战”的简略考察》, 载《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4期，第6页。

[⑦] 张文灿、余学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概况及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S1期，第39页。

[⑧] 柳思思、肖洋：《论伊斯兰祈祷团的结构及其应对措施》, 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30页。

[⑨] 周少青：《欧美需要积极应对极右翼恐怖主义》, 载《中国民族报》2017年7月4日第5版。

[⑩] 马克·萨吉门（Marc Sageman）通过对近500个穆斯林极端化案例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个体极端化过程的“四部曲”：个体对世界范围内穆斯林遭遇产生“道德义愤”感知；个体在西方反穆斯林战争的大背景下诠释“道德义愤”感知；“个人创伤”经历如歧视和挫败等与“道德义愤”感知产生共鸣；个体受到极端组织的影响最终趋于极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