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兰经》中译看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经验与启示

张瑜*

摘  要：《古兰经》随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对《古兰经》的中文翻译，也从最开始的“以儒释教”，到今天的白话文版本的经典。本文旨在通过对《古兰经》的中文翻译的历史演变和基本内容，分析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化问题。

关键词：《古兰经》；以儒释教；伊斯兰教中国化；

《古兰经》是阿拉伯文首先记载的典籍，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并没有类似的经典。《古兰经》记载了公元6世纪和7世纪初期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其文体是带韵的散文，文词简练，节奏明快，读来琅琅上口，铿锵有力。她的语言和表达形式颇富生命力，至今仍被阿拉伯和伊斯兰文人奉为范文。[①]《古兰经》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了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伊斯兰教制定信条和法规的首要依据，各种形式的伊斯兰教育又将其列为第一教材。因而《古兰经》所主张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个人和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

《古兰经》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为了更好地学习和领会《古兰经》的真正含义，明清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穆斯林开始对以阿拉伯文记载的《古兰经》进行中文的翻译工作。此后，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学者掌握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语言，对《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工作也日趋成熟。

一、《古兰经》中译概况

《古兰经》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迄今有1300多年历史，在我国有十个少数民族其中的大多数民众都信仰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初，穆斯林学习和诵读《古兰经》的前提是必须学会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等（当时已经有波斯语译本的《古兰经》传入，但大多数仍为阿拉伯语的《古兰经》）。而阿拉伯语作为一个与汉语完全不同，且有自己成熟的发音体系和语法体系，熟练的掌握具有一定难度。与此同时，随着明清时期的中央集权政府对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再有抵触情绪，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大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用中文翻译《古兰经》成为了大势所趋。

明末清初，王岱舆、马注、伍遵契、刘智等人才用中文编译书籍，阐扬伊斯兰教。他们的著作里用中文引用了《古兰经》明文。其中著述最多的刘智除了零星引证之外，还在《天方至圣实录》中译过第一章、第一一零章、第一零三章这三章。这些翻译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开启了《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历程。

到19世纪中、末叶才出现了单行的译本，马致本翻译的《孩提解释》(即《古兰经》节选本)和马复初的《宝命真经直解》五卷。除此之外，杨敬修有对《古兰经》若干断章的译本《亥听译解》。[②]但是，当时穆斯林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对由马复初开始的《古兰经》翻译并未接着进行下去。后随着海禁大开，欧洲文字译本的传入，以及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才开始了《古兰经》通译的尝试。

最早的全本翻译为中文的《古兰经》是铁铮所译，并于1927年在北京出版。但是因为铁铮不是穆斯林，他的《古兰经》中文翻译是从日文版的《古兰经》翻译而来。此后的姬觉弥也是如此，以英文的《古兰经》为依据，翻译出中文版的《古兰经译解》，并于1932年在北京出版。由于译者本人不懂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义，译文体用文言翻译，文辞较晦涩，并且失误处也较多，印数不多，流传有限。

中国非穆斯林翻译《古兰经》促使穆斯林认识到有必要将自己的经典译成汉文，以供教内外人士了解和研究。因此，伊斯兰教内的人士开始进行《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工作。1932年王文清的《古兰经译解》在北京出版。此后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杨仲明的《古兰经大义》相继出版，开始以文言文对阿拉伯语的《古兰经》进行直译，并逐渐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能理解的语言来阐明《古兰经》所蕴含的宗教哲学理念。

今天中国穆斯林大多数选用马坚教授译著的《古兰经》。马坚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埃及，精通阿拉伯语。马坚教授最初对《古兰经》的翻译是以文言文进行的，后期以白话文对其进行翻译。马坚教授的译文流畅、通俗易懂。经文的译文均附有简明扼要的注释，注释的特点之一是以经解经，并引证《圣经》有关内容解释《古兰经》，以说明伊斯兰教与犹太、基督二教的关系与差异。此后因为马坚教授逝世，仅有前八卷完成了注释，为了体例一致，1980年整理出全部正文译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不附任何注释，题名《古兰经》，印数可观，流传较广。

二、《古兰经》中译本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古兰经》的中文翻译主要涉及伊斯兰教教义、教理和教规等。汉文著述的基本内容，涉及教法、礼仪、伦理方面的有《天方典礼》《五功释义》《修真蒙引》《卫真要略》《真功发微》等著述，其中，有的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问题。其实，有关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的内容，不仅在著述中得到反映，甚至在清真寺的碑铭中也可看到。[③]

（一）对于专有名词的翻译

对于《古兰经》的汉语翻译，学者主要用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音译翻译，即对《古兰经》中部分专有名词直接以阿拉伯语的读音进行音译。这一类的主要是方便对《古兰经》内容诵读过程中保证文体的优美和语音朗朗上口。

另外一中就是通过对《古兰经》中专有名词的理解，将其与汉语中的相关词语进行对比考察，找出意思最为贴合，最能表现真意主旨的词语进行意译。例如对“真主”、“清真”等词语的翻译，就将汉语词语意思和传统中国思维方式的用词习惯结合起来，从而翻译出伊斯兰教对于这些词语在中国穆斯林生活中的真正含义。

（二）对于教义理念的翻译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分管治之的局面，即“上帝的归上帝，国王的归国王”的政教分离理念。这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教合一体制是极为不同的。为了结合中国穆斯林的实际情况进行翻译，《古兰经》译著的学者们提出了“二元忠诚”社会道德伦理观。王岱舆说：“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不忠、不义、不孝矣。”至于“顺主”和“顺君”的关系，刘智进一步阐述说：“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一时不心于君，即为不贤，一时不合于君，即为不忠。”“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④]

如此一来，不仅与我国社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还在翻译过程中体现了中国穆斯林对于《古兰经》的独特理解，将其与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区分开来。

（三）对于教规习俗的翻译

伊斯兰教虽然传入中国上千年，但是《古兰经》的阿拉伯原文当中描绘的是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生活该有的面貌。其与中国穆斯林生活和习俗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古兰经》译著的学者在翻译时通过结合个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以及社会生活中中国穆斯林的具体生活习俗，将《古兰经》的内容翻译为更具有中国特点的教规和习俗，并强调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国穆斯林文化在精神追求目标的一致性。刘智说，伊斯兰教“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马注说：“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儒者之学犹衣，清真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切于命。”[⑤]

三、《古兰经》中译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影响

由于《古兰经》详细记载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要遵守的规范，其中不仅涉及社会生活的宗教礼仪、商业贸易、经济行为，还包括个人生活当中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丧葬等。长此以往，穆斯林形成了一套以《古兰经》为核心的传统社会规范体系，约束穆斯林的行为，调整穆斯林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所以《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在中国穆斯林的生活中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一）传播正确的伊斯兰教宗教理念

从对《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工作的进行我们可以发现，最开始以日文、英文为范本翻译成中文的《古兰经》在中国穆斯林中流传不广，不仅是因为翻译的语言晦涩，还是因为翻译不能正确传达古兰经的宗旨，得不到广大穆斯林的认同和信服。

由此可见，只有正确地传达出阿拉伯文记载的《古兰经》的真意，才能真正理解和学习到伊斯兰教的宗教理念。《古兰经》以其优美简明的语言，不止记载了信仰伊斯兰教要遵守的规范，还描述了伊斯兰教的安拉所体现的尊严及其伟大的德性。[⑥]所以伊斯兰教要在中国发展传播，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翻译出用能体现伊斯兰教文明与魅力的《古兰经》，让大多数中国穆斯林了解真正的伊斯兰教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加强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众所周知，对著述的翻译不止是对字词句的翻译，同时也是对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的翻译。因此，对于《古兰经》的翻译不是简单的将阿拉伯文的转化为中文，同时也要将以阿拉伯文书写的古兰经所包含的阿拉伯文化转化为中国穆斯林所能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同时对于专有名词的翻译用字也影响着这些词语的本身含义。最为典型的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吉哈德”，在《古兰经》里的含义是为了真主和信仰而奋斗，并非今天所指的“圣战”。因为用词不同，表述的具体意义就会出现变化，从而使得本来含义发生转变。

因此对《古兰经》的翻译，不止要精通阿拉伯文化，还要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对文本的翻译中灵活转化，既体现《古兰经》的宗旨和其文学魅力，也贴合中国穆斯林的思维方式，通俗易懂。所以说对《古兰经》的翻译不止是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提供基础，也加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交流，对于我们发展“一带一路”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规范讲经解经活动，抵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唯一经典，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宗旨的载体。所以对《古兰经》的讲解和解释事关中国穆斯林的宗教观念的正确形成。中文译本的《古兰经》不仅有利于阿訇学习和讲解伊斯兰教教义，还有利于中国穆斯林阅读《古兰经》深刻理解和体会伊斯兰教的宗教理念。

近几年我国新疆地区频发由于宗教极端思想引发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对新疆乃至于内地的社会秩序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些恐怖活动，破坏了民族团结，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宗教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下非法讲经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引发宗教极端分子进行恐怖暴力活动。而对于这些非法地下讲经行为最有力的打击，就是以中国穆斯林都能认同且信服的中文译本《古兰经》的传播的正确的伊斯兰教宗旨理念来挤压和排除歪理邪说。只有通过这些正确的宗教思想的传播，才能真正的杜绝宗教极端主义存在的思想土壤，才能有效治理宗教极端问题。

同时，正确的中文译本《古兰经》也有利于非穆斯林群众了解伊斯兰教，从而更理解和尊重穆斯林的生活习惯，避免因民族误解引发的冲突，减少对宗教和宗教活动的误解，营造良好的民族团结环境和宗教友好氛围。

* 作者简介：张瑜，西北政法大学民族法学2018级研究生。

[①] 努尔曼·马贤 ，《古兰经》翻译概述，中国穆斯林，1987.2.

[②] 马坚，《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6.第4 页。

[③] 金宜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概览》，中国穆斯林，2017年5月刊。

[④] 高占福、敏俊卿，《我国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民族报，2017 年8 月，第 007 版。

[⑤] 高占福、敏俊卿，《我国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民族报，2017 年8 月，第 007 版。

[⑥] 转引自马坚，《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6.第11页。